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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晉商之都”
太原宣傳網 2016-12-21 16:59  來源:黃河新聞網

艾斐先生撰寫的《論“晉商之都”》一文,從“商與晉商”、“晉商與太原”、“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定位”、“‘晉商之都’所秉具的優異資質與文化根脈”幾個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真知灼見,引人入勝。

一、商與晉商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智慧的民族,中華文明是一種悠久而燦爛的文明。商,作為一個民族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藉以實現生存與發展的技能和手段,那是早在奴隸社會的初期就已經出現了。而商作為一種社會經濟文化現象,則是在漢、唐以后才逐漸趨于發達和完善的。特別是從明朝開始,中國之商已經是明顯地帶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性質了。由此而引發,以商品經濟作為時代視窗的現代文明便也開始從具有厚重歷史滄桑感的中國大地上綻露出了第一縷耀眼的曙光。“晉商”,就是在這一歷史潮流和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商業勁旅。它的形成和壯大,無疑是在中國社會走向繁榮和進步的大跨越中所奏出的華彩樂章,不僅為古老的中華民族增強國力和改善民生點燃了薪火,而且也為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注入了活力,并由此而在中國商貿與金融史冊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為什么要對晉商作這樣的定位和評價呢?乃是因為晉商的出現,確實是世界商貿與金融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奇跡。即使是把晉商放在世界視閾中來認識,放在歷史的縱向發展中來比較,它也仍舊是足以讓人為之震撼和敬畏的。晉商的業績,晉商的精神,晉商的歷史作用和社會影響力,晉商的經營方略和創新能力,晉商的開拓勇氣和博大襟懷,晉商的先進理念和誠信品格,晉商的艱苦奮斗和自強自勵,以及晉商的人才觀、社會觀、文化觀、政治觀、價值觀、財富觀及其經營的規模之龐大與堅持的時間之長久等,都是世界商業史上所極為罕見的,或可認為它就是絕無僅有。

商業活動,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活動形式之一。商的本質,就是易物,就是買賣,就是為了實現各取所需和各贏所利而進行的一種社會性的物與物或物與帑的交流與交換。人類社會的這種商業活動,早在中國的夏朝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后,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生產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們各自部落的產品漸漸有了盈余。為了酌盈補缺,平衡社會對物質的需求,勢必要進行相互交換。于是,原始的商業活動便由此而產生了,正像《詩經》中所形象化描述的那樣:“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在商朝的盤庚、武丁時代,物品交換進一步得到發展,并開始產生了為用于物品交換而制造的人類社會最早的貨幣,即海貝或銅貝。貨幣的產生,是人類商業行為的一次大提升,不僅物品交換更方便了、頻繁了,而且還促進了大商人的出現,像春秋時期的大商人范蠡和猗頓,戰國時期的大商人白圭和郭縱,三國時期在遼東經商并獲得巨大成功的太原人王烈等等,就都是歷史上首開一代商風的豪門巨賈。但所有這些,若要與較他們晚千余年出現的“晉商”比起來,那可真是不能同日而語。因為晉商不僅是一個在商場上馳騁五百四十余年的龐大商業群體,而且在商貿和金融方面都創下了諸多極具挑戰性、探索性和開創性的業績;他們不僅以自身的艱苦創業和頑強拼搏贏得了廣闊的市場、積累了充沛的財富,而且還極為自覺地運用這些錢財彌補國庫的空虛、扶救困厄的人群;不僅具有開放的氣度和創新的精神,而且秉賦靈動的思維與堅韌的毅力;不僅認真地做到了以誠信為本和以節儉為榮,而且深刻地領悟了經商的道義與處世的哲理。正因為如此,才鑄成了晉商所獨有的宏偉業績與卓拔姿采,并以“晉商文化”、“晉商理念”、“晉商風范”的形式炳輝于史冊、流傳于后世,以至成為商業與金融發展里程中的事業奇葩和精神瑰寶,永久地對后世發揮著啟迪、昭示和可資借鑒與效法的積極作用。

晉商,作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產物,雖然已成為往日的輝煌,但它的精神和經驗卻必定和必然具有著永恒的價值與魅力,并必將和必定能夠孕育出新的商業奇跡,正如清代詩人龔自珍所說:“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二、晉商與太原

由于晉商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特殊的地域環境中形成的,所以它只能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正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能把晉商理解為泛指出現在山西的各個朝代、各個時期的所有商人,當然就更不能把晉商理解為只是具指春秋戰國時期萌生于晉和三晉大地上的商人了。實際上,“晉商”這一概念的形成和這一稱謂的產生,只是源于和基于對明清時期所產生并活躍于山西大地上的龐大商貿與金融集群及其誠信有方和經營有道的商業金融活動而言的。這也就是說,所謂“晉商”,只是具指明清時期出現在山西的商人及其所形成的商幫群體、商營財富和商業理念與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明朝的統治是從公元1368年到公元1644年的;清朝的統治是從公元1644年到公元1911年的。這兩個朝代的有效在位時間共計為544年。這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兩個壽數比較長的朝代了。在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剛好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興起的高潮時期,晉商在這個歷史時空中出現,乃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原因的,這也就同時賦予了晉商以鮮明的新潮意識與變革意義。從現象上看,晉商只是一種商業活動和商人集群,但在本質上它卻是對時代前進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精神感應與政治策鼓,強烈地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和社會變革的大趨勢。長篇小說創作是明清時期的主要文化形式,而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中,就有不少都是寫商業活動或以商業作為生活背景的。像《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一個大商人的形象。《紅樓夢》中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沒有一個不與商業經營有著或深或淺的關系。特別是賈家,更先后做過管理鹽務和管理織造的官。在文藝作品中寫商人和商業活動的現象,以前是沒有的,但明清時期為什么就有了呢?無非是藝術源于生活嘛!因為商人和商業活動在當時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了。這說明,晉商的形成和發展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和社會根源的。晉商形成和發展的本身,就是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的鮮明表征,它不僅代表了先進的經營方式和先進的社會生產力,而且也代表了一種先進的思想意識和先進的社會趨向,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革新,是一種動力,是一種對傳統社會意識和舊的生產方式的顛覆,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發展的應和和對社會變革的促動。

這才是晉商所特稟的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也是山西人對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所做出的歷史性重大貢獻,只不過其在實現過程中是以商業的形式和商人的形象出現罷了。

對于晉商,我們必須從這個歷史的高度去認識,也只有從這個歷史高度認識和評價晉商,才能真正發掘和發現晉商本身所賦有的重大意義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否則,如果只是從“生意人”和“做買賣”的層次上看待和評析晉商,那就必定會在客觀上形成對晉商的庸化和矮化,同時也就永遠不會真正弄清楚晉商形成與崛起的歷史原因,不會真正發掘出和認識到晉商所代表的歷史趨勢與時代向度,當然也就更不會真正勘察出和體悟到晉商所具有的革新本質與時代精神了。

只有在從更高的層次上全面認識了晉商的價值和意義之后,我們才能更明晰、更準確地厘出晉商與太原的多層次交互與多元化滲濡的親密關系。

中國的行省制度,是從元代開始實行的。自實行行省制度以來,太原就是山西的省會所在地。特別是自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明確置山西為行中書省,治太原路,又于次年十二月置太原都衛,與行中書省同治,之后又改都衛為山西都指揮使司,繼而又將山西都指揮使司改為承宣布政使司。這說明,在明清兩代,山西行中書省最高機構及其署址,就均設于太原。這樣一來,太原就不僅僅只是太原府了,而更重要的還在于:它位居山西政制中樞,主導山西政務中饋,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交通、物流的中心,同時也是山西人才和資本的薈萃與集聚之地,對全省負有轄治和管理的職能,起著輻射和濡化的作用,同時也調節和掌控著山西全省的民生指數與經濟命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太原當然應為晉商的中心了,也只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認識太原與晉商的關系。因為在明清的五百多年間,晉商的發跡和經營是遍布在山西全省的,并不只局限在山西的某一個方位和地區。現在之所以會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一說晉商就是在山西晉中,這其實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怎么會造成這個認識誤區呢?主要是因為晉中的幾個晉商大院和相關的影視劇作品對大眾起了廣泛的宣輿作用。其實,在山西境內,不論是商賈,抑或是大院,各地都有不少,只是尚未被開發、利用和宣傳,以致至今仍舊是“躲在深閨人未識”。正如《晉錄》上所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清雍正年間的山西學政劉於義也說:“平 (陽)汾(州)為山右殷富之鄉。”何以然呢?皆因“多以貿易為生。”其實,若以商籍而論,蒲州(今永濟)的大鹽商張氏和王氏,就曾幾乎控制了整個西北五省的鹽業生意;代州的馮忠、馮天錄父子,就曾一度控制了江、浙兩省的鹽業經營;太原陽曲的王繩中于清道光年間,竟從北到南在全國開設了108處商鋪;秀容(今忻州)的王廷相,光是用于向蒙、俄販運茶葉的駱駝就有兩萬多峰;原平的辛步云不僅占據了廣闊的蒙古市場,而且竟擁有員工3000余人,年貿易額多達1000萬兩白銀以上;曲沃的煙草業及其產品不僅行銷京城、蒙古和俄羅斯,而且光在京城開設的河東煙店就有500余家;襄陵(今襄汾)的制紙業十分發達,一度竟成為清廷印鈔用紙的特許供應商;晉東南一帶的絲綢、煤炭、皮貨、藥材等生產和銷售也都一度十分火爆,徑自成為馳名全國的優質產品。若以大院而論,像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那樣規模和構制的大院,在山西的其它地方同樣也有不少,并各呈氣勢、各具特點、各顯風采,只是尚未被修葺和開發而已,一如老太原縣(今晉源區)的秦家大院、陽曲縣的青龍古鎮、臨縣磧口鎮西灣村的晉商院落、原平縣上院村的辛家大院、萬榮縣閆景村的李家大院、陽城縣的砥洎城故址建筑、清徐縣大常鎮的明清街區、迎澤區郝莊鎮新溝村的劉家大院等,就都是。

此種現象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晉商并不只局限在如今的晉中一帶,而是遍及山西全省的,只不過各地的晉商在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時間上存有一定的差異罷了。相對而言,晉中一帶的晉商在明清這個歷史空間中大都發跡較晚,且延續的時間又相對較長,其中有的一直到民國初年,甚至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開始敗落。這就為其財勢、名聲的延伸和建筑物得以較為完好地保存創造了有利條件。仔細考察起來,在明朝的277年中,晉中的十大商業家族基本上大都還沒有真正開始經商,只有靈石靜升鎮的王家、介休北辛武村的冀家、介休張原村的范家、榆次聶店村的王家才剛剛起步,開始做一點小本生意。就連后來財勢很大的“三多堂”業主曹家,也是于1398年從太原遷至太谷北村之后,又過了221年,直至明朝快滅亡時才開始開了一間小豆腐坊。由此可見,晉中一帶的巨商大都是發跡于清朝的中期,甚至是清朝的中后期。這是他們給世人留下較大影響和較深印象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們的故址宅院得以較好保存的重要條件。

其實,為了佐證晉商在山西全省的分布情況,用其繳納稅銀的多少作為依憑,也是從中可見一斑的。以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的山西商稅繳納情況為例,大體上是:山西全省106個州縣共征收商稅白銀12.3196萬兩,稅額滿2000兩的州縣只有35個。其中,超過2000兩的州縣有太平(今襄汾)、曲沃、絳州(今新絳)、長治、平遙、交城、陽曲、忻州、太原(今晉源區)、太谷等10個;超過3000兩的州縣有鳳臺(今晉城)、代州(今代縣)、介休、汾陽、高平、榆次等6個。這16個州縣所繳納的商稅,就已占到全省商稅征收總額的47%。從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清朝的中期,晉商在山西的分布也還是遍及全省各地的。

只有在這個事實基礎上,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和更客觀地認識和評議晉商與太原的關系,即首先是管轄與被管轄、領導與被領導、掌控與被掌控、支持與被支持的關系,并由此而使太原自然而然地勢必要成為晉商的樞紐與中心。

除了“省”的關系之外,其次才是“府”的關系。在明清的行省制度之下,太原是一個府,其所管轄的州縣雖說在五百多年間屢有一些小的變化,但其基本輪廓還是相對比較清晰和定型的。大體情況是:明代時太原府直轄13縣,領5州又7縣。直轄的13縣分別是:陽曲縣、太原縣、榆次縣、太谷縣、祁縣、徐溝縣、清源縣、交城縣、文水縣、壽陽縣、盂縣、靜樂縣、河曲縣;所領的5州分別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嵐、保德;此5州所領的7縣分別是:樂平縣、定襄縣、五臺縣、繁峙縣、崞縣、嵐縣、興縣等。清代的順治、康熙時期,雖說太原府轉歸于冀寧道,但卻仍舊沿用明制,領5州20縣。及至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平定、忻州、代州、保德4州遂從太原府分出,升直隸州,并隨其升治而割10縣分屬之。未久,興縣即由保德州返屬太原府。又過了39年,到乾隆二十八年時,清源縣并入徐溝縣。這樣,直至清末光緒朝時太原府的屬地便變為1州并10縣,即:岢嵐州、陽曲縣、太原縣、榆次縣、太谷縣、祁縣、徐溝縣、交城縣、文水縣、嵐縣和興縣。顯然,在明清的544年中,即有520年太原府是管轄著5州20縣的。這就是為什么歷代《太原府志》所記載的時勢變革與社會及經濟內容都總能涵蓋幾乎半個山西的原因。即使是在清末的二三十年雖說太原府的版圖小了一些,但也還是除了今天的太原市屬地域之外,仍舊包括了今天在行政區劃上分屬于晉中、呂梁、忻州、陽泉的一些縣(市),如交城、文水、榆次、太谷、祁縣、岢嵐、嵐縣、興縣等。顯然,從“府治”的意義上說,以上區劃范圍內的晉商,都自然歸屬太原所有。這也就是說,人們習慣性認知上的晉中晉商,實際上則正是太原府晉商的一部分。

至此,無論在“撫署”的意義上,抑或在“府治”的意義上。判定晉商與太原的關系都應當和必須堅持一個準則和尊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太原自然、必然和必定是晉商的基地、源頭與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社會職能與歷史地位。

三、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定位

在整個明清時期,太原都是“撫署”和“府治”的所在地,這就從行政管理與政制依從的意義上確立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地位。晉商既然是山西的商人,當然要受到山西撫署的節制與管轄;今之隸屬于晉中、呂梁、陽泉和忻州的一些縣、市,既然在明清時期屬于太原府治下的地盤,當然就更要接受太原的行治與管調了。

這是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政制前提,也是太原在三晉大地上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正是由于具備了這個條件,太原才有可能、有必要和有責任對晉商的發生和發展起到輻聚與驅動的作用,才有條件、有機會和有能力成為晉商“走出去,闖天下”的政治基礎與精神砥石。既然名為“晉商”,這本身就說明不管他走到哪里,身在何處,都是以山西作為根基、作為依托和作為大本營的。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尤為凸顯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既定地位與本能作用。“都”者,即一個具有轄治功能與特定地域的首府,或為一種以盛產某種東西而聞名的特色城市,也可以是一個在特定條件下以其資源優勢、服務條件和輻射功能影響周邊廣大地區的大城市。“都”還賦有一定范圍內的政權機關的表意。顯然,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太原作為“晉商之都”,都是勢在必得、毫無存疑的。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在實際上太原也確乎起到了它作為“晉商之都”所應起和能起的重要作用。

首先,太原作為山西“撫署”所在地,客觀上對全省晉商的正常發展和商業的健康運作發揮著輻射、護佑、引導和促進的作用。遍布山西全省各地的晉商,無疑都要受到國家和省署各種政策法規的調管。這些政策法規對商業發展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抑制,還是促進?關系至為重要。即便是國家對商業和商人制定的政策法規,省署也還是有一定的裁量權和督導權的。更何況作為一級政府,省署是完全可以根據本省的特點和需要而制定更為具有針對性和實踐性的相關政策法規的。事實上,在明清時期,晉商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除了時勢之需和物融之利的因素外,相關政策法規所起的作用也是極為重要的。比如“開中法”的頒布實施、蒙漢互市的開放、邊境駐軍及其糧餉籌集政策的出臺、東馬市和西茶市的形成與設立、中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準許私人資本參與國家對外進行商業采購、允許私人票號經辦朝廷稅銀匯兌業務等。特別是在清朝的康、雍、乾時期,朝廷為了刺激生產發展,甚至還實行了一系列的商業減稅政策,如廢除明末各項加派、免征關稅溢額、嚴格限制牙帖和杜絕牙行對商人的苛索、民間小額貿易可以不納稅、關米稅一律予以蠲免等,這些政策法規不僅為行商、坐商和小販創造了有利的經營環境,而且也為豪商和巨賈們進行跨省跨國貿易鋪設了平坦道路。對于這些政策法規,山西省署不僅進行了認真的貫徹,而且進行了極具山西特點的創造性落實,遂使山西商人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方便和巨大的利潤。遍布于山西各地的商人們,為了辦理各類經營照證和享受相關政策優惠,就不得不頻頻往返于太原,行駐于太原、周旋于太原,長此以往、久而久之,便對太原產生了濃重的心理依戀和強烈的生存依賴,遂使太原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實際上;不但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就都成為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都”。

對于此,從太原的各級衙府之眾、之全,便可以有所體悟。在清代,太原作為山西省省會、太原府府治,并兼以陽曲縣為附郭。這樣,就形成了三級衙門齊集太原一地的現象。當時的巡撫部院署,在府治東鼓樓北。提督學政署,在府治南。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冀寧道署、陽曲縣署及其下設的經歷司、理問所、軍需庫、鑄錢局、知事廳、司獄司、清軍廳署、管糧理事廳署、僧綱司、道紀司等行政機構,一概俱全,應有盡有。另外,從各地在太原所建的會館名目及其數量之繁多,也可略見青萍之末。本省各地駐太原的會館,主要有定襄會館、榆次會館、平定會館、大同會館、忻縣會館、澤州會館、蒲州會館、代縣會館、河東會館等,外省駐太原的會館主要有浙、豫、粵、湘、川以及八旗會館、越成會館等。

其次,太原的區位優勢,也極好地為晉商發揮了“都”的作用。山西地處黃河中游,不僅是草原文化與關隴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交匯地帶,而且是江南與漠北的天然通道,而太原則又恰恰位于山西的中部,實為“襟四塞之要沖,控五原之都邑”,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講,它都是樞紐中的樞紐、中心中的中心,其地緣方域之優,實堪為晉商所期盼的天賦之“都”。特別是自明朝初年開始沿北方邊境設立了九個軍事重鎮,常年派重兵把守之后,太原的區位優勢對晉商來說,就更為重要了。這九個軍事重鎮從東向西依次是遼東、薊鎮、宣府、大同、偏頭、延綏、寧夏、固原和甘肅,此九鎮中,在山西境內的雖說只有大同和偏頭二處,但其它七鎮由于是分置于大同和偏頭的左右兩翼,同山西的距離都不太遠,這就為山西商人開拓商路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當時,九鎮共駐軍863000余人,配備軍馬342000余匹。這么龐大的隊伍常年駐扎在邊鎮,軍需供應自然是一個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明朝實行了“開中制度”,即鼓勵商人就近為沿邊軍鎮輸入軍糧和馬料,政府據其數量發給商人相關憑證,商人拿著這被稱為“倉鈔”的憑證,便可以到官方指定的內地售鹽處按一定比例、以優惠價格買到相應數量的鹽,然后再將所得鹽品按市價賣出,從中獲利。山西不僅盛產糧,而且也盛產鹽,離九鎮的距離又近,這無疑是晉商發財的好機會。但山西商人做九鎮生意,無論是糶糧和購鹽,甚至是要把生意做到大東北、大西北,乃至蒙古和俄羅斯,都自然是要以太原作為根據地和中轉站的,因為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門,襟山帶河,富庶多資,歷來都堪為交通樞紐、軍事要沖和經濟重鎮,這無疑又使太原從方域、地緣、交通、資供的意義上成為了晉商必須予以借重和依托的“都”。

第三,太原作為實力派晉商的萃聚之地,其本身的標識性和代表性作用也毋庸置疑地賦予了其以“都”的地位和影響力。按照明清時期的行政區劃和州縣歸屬,山西最具實力、最有影響和興盛時間延續最長的晉商,基本上十之八九都在當時的太原府。像晉源區西寨村的閻蹯楚以及另一個太原商人王全,就是明朝實行“開中制”之后第一批從中受惠的山西商人。他們以鹽而商,積貯尤豐,遂成太原之望族;像晉源區的秦家,在全盛時期光是運送購銷商品的車馬隊排起來就有五六里長;像清徐大常鎮的秦肇慶,不僅把生意從太原做到了包頭,而且在他的激勵和扶助之下,方使祁縣喬家的創業始祖喬貴發重振精神,與之共創了“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商業神話;像陽曲縣青龍鎮的王繩中,在道光年間不僅從南到北開設了上百處食品店、糖果店、雜貨店、藥材店等,而且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伊爾庫茨克和莫斯科,其用于運輸的商業駝隊竟擁有駱駝近千峰;像明清時期隸屬于太原府的今之忻州的王廷相,自從通過向口外發運大蒜盈利之后,繼而又學會蒙文和俄文,專與蒙、俄兩國的客商做茶葉生意,其家資遠遠超過了祁縣的喬家;像明清時期隸屬太原府的今之原平市上院村的辛緒貴,在道光年間就已擁有上千峰駱駝和3000余名員工,據說把他家50兩一枚的金元寶挨個排起來,一直可以從庫倫(今烏蘭巴托)鋪到北京城;像清徐縣大常鎮的劉裕業,憑借其出色的經營方略而在乾隆年間當上皇商后,直把鹽業生意做到天津、河北、山東等地的許多地方,同時在山西他也幾乎形成了鹽商霸主的地位;像陽曲縣黃寨的劉琨、劉映景父子,不僅在太原開設了百貨店、糧店、錢莊、糕點店、布匹店和茶葉店等,而且還在榆次等地開設了多處商號和錢莊,以至于盈利日達斗金;像小店區劉家堡的王惠、王憲兄弟,既經商,又重義,所以他家的諸多商鋪名號全部用“義”字打頭,諸如“義和成”、“義合泉”、“義恒當”、“義和貞”、“聚義升”、“天義成”之類。王家既經營糧油加工釀造,又經營票號、錢莊和典當,極有商業頭腦,也極富有經營策略;像清徐縣徐溝西南坊的王啟恩,舉家在北京經營珠寶古玩、碑帖書畫,先后竟達五六百年之久。鼎盛時,不僅商號遍及晉、冀、魯、豫及東北諸省,而且還在老家徐溝開設了經營銀號、典當、綢布、糧油、日雜和租賃等行業的商號十余個,盈利巨豐,財貲無數;像清徐縣清源鎮吳村的白樹升,僅靠一頭毛驢闖關東,居然闖出了屬于他自己的一片商業天地,除了經營染坊、酒坊之外,還經營木材加工、日用百貨、農副產品交易等,僅他一個人的商鋪和店面,竟足足占了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條大街,在當地的工商業界獨占鰲頭;像清徐縣徐溝東南坊的張聯輝,在河南的周口和項城經商多年,廣涉錢莊、當鋪、皮革、茶葉、糧油等行業,成為當地巨商,還被選為周口商會會長。除此之外,他還在老家徐溝東大街、東后街、東門外等處,開設了包括錢莊、典當行、雜貨鋪、木器店、駱駝店和釀造作坊在內的30多爿店鋪,成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賈;像另一個清徐商人時成德,他是東羅村人,16歲時便開始在奉天 “功成裕”雜貨鋪當學徒,為人機敏、謙恭、勤快,深得掌柜賞識。學成后自己開業,在從咸豐初年至光緒末年這段時間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陽、太原、太谷、清源等地開設了多處商鋪和銀號,使其財源驟增,成為晉商之翹楚,并以其寬仁厚德而深孚眾望;像清徐縣大常鎮的常天樞,其在河南禹州以瓷興業,深得巨惠。他所開設的瓷場,不僅規模大、分場多,而且產量大、品種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通過技術創新竟然燒制出了一種極具稀世珍寶——鈞瓷——意象的新瓷器,其看似表面布滿裂紋,而實則質地極為堅密而細膩,一舉成為瓷中極品,被世人譽為“新鈞瓷”,贏得了廣闊的國內外市場,常家也因此而成為世富;像迎澤區郝莊鎮新溝村的劉瑛、劉玳兄弟,既入仕,又經商,雙雙折桂。他們不僅在河南周口擁有半條街的商鋪,建立了山西會館,而且還在靜樂縣開有兩處貨棧,在太原開了名為 “永生號”、“資誠號”的兩爿商鋪,聲望和信譽皆聞名遐邇,堪為蕓蕓晉商中的仕宦之家。其他像武而謙、王全、安茂林等諸多明清時期的太原巨商,也都是經商有道、創業有成,以其宏大的績業和豐裕的財富而為作為“晉商之都”的太原提供了典范的例證,成為太原晉商的實力派代表人物。

顯然,以上例舉,還并未涉及明清時期隸屬于太原府區劃中的今之壽陽、祁縣、文水、太谷、榆次、交城等大戶晉商所相對比較集中的縣(市),如果這些縣(市)名噪天下的大牌晉商渠家、曹家、喬家、常家和榆次聶店的王家等都齊集于太原府的麾下,那么,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商賈陣營和財富實力,天下還有誰處可比?誰人可敵?沒有了,絕對沒有了!僅此一端,即為太原作為“晉商之都”而形成了強勢力量,構建了壯闊陣容,奠立了天下無處敢與之爭雄的堅實基礎。

另外,太原作為“晉商之都”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城制嚴整、城建恢宏,商業資源豐富,商業從業人員眾多,店鋪、市廛、街區之廣、之繁、之大,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其交易額和營業額咸可稱冠。清代的太原城雖然規制承接前朝,但規模卻比前朝更加宏大,總體為南北走向的長方形構制,城周24里,城墻3丈5尺,護城河深達3丈,共開有8座城門,按東南西北順序依次為:宜春門、迎暉門、迎澤門、承恩門、阜城門、振武門、鎮遠門、拱極門等。與此八門相對應的城內主要街道也有8條,它們依次是:大東門街、小東門街、大南門街、新南門街、水西門街、旱西門街、大北門街、小北門街。在整個明清時期,太原的商貿和金融業都始終對全省起著引領和督導作用。一方面太原商人“走出去”,在兩淮、江浙、福建、四川、安徽、云南、貴州、西北和東北諸省,經營鹽、茶、糧、帛諸項生意;另一方面他們又“走回來”把外面的產品帶到太原出售,使太原成為全省最大的物流中心和貨貲集散地,從而形成店鋪林立、市場繁榮、物品齊全、購銷兩旺的市貿景象與商業環境。早在明朝初年,糧食、棉花、鐵器、煙草、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等230多種商品,就已在太原的市場上進入了流通領域。這些進入市場的商品,大體上可以分為13個大類,即:羅緞布絹絲棉、銅鐵礦冶、日雜百貨、文具紙張、巾帽衣飾、副業產品、干鮮水果、陶器制品、農產品、畜產品、水產品、醫藥器械、制糖業產品等。及至明末崇禎年間,太原商人居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主營日本國的人參販賣,同時大幅占領北京、蒙古和俄羅斯市場,頻將家具、綢緞、布匹、器皿、藥材、顏料、米面、煙絲、白酒、茶葉、木材、瓜果、鹽和醋等商品運往北方市場,同時又將省外乃至海外的貨物運抵太原出售,及至清朝光緒年間,太原商人首開美洲貿易,成為美孚公司在太原的惟一石油包銷商。他們同時還從日本的大阪、名古屋等地采購回許多“洋貨”,使太原市場充滿時尚氣息。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太原逐漸形成了許多商業街和老字號。像鐘樓街、按司街、帽兒巷、柴市巷、柳巷、橋頭街、大剪子巷、南市街、精營中橫街、唱經樓街、開化市、五龍口、大南門、海子邊、姑姑庵等,就都是當時的商業鬧市。在這些商業街上,坐落著許許多多聞名遐邇的商業字號,像創辦于清嘉慶年間的寧化府“益源慶”醋坊,創辦于清道光年間的“大興號”坊,創辦于清光緒年間的“豐盛泉”油坊等,其它如:泰和號、廣盛德、復聚興、大隆祥等綢緞呢絨店鋪;明華利、廣裕興、蔚泰昌、義和亨等津貨業店鋪;天福裕、長春樓、恒泰成、福盛長、天聚增等珠寶金飾店鋪;大有豐、世和玉、公盛裕、天義長等糧油店鋪;永和厚、桂香村、晉興號、萃香村、雙合成等糕點副食品店鋪;恒隆源、三盛永、稻香村、寶林醬園等鮮貨業店鋪。與此同時,太原的飲食業、旅棧業、照相業、洗染業、典當業、票號、銀行、保險業、理發和澡塘等服務業,也都隨之而發達起來,并出現了正大飯店、晉隆飯店、林香齋、清和元、晉山飯店、晉瀛食堂、并州飯店、棲鳳樓、宴華春、禮和飯莊、桃園春等特色濃、品牌亮、風味鮮、質量優的餐飲業名店,以及諸如老豆腐、丸子湯、醪糟、灌腸、脂油餅、燒麥、元宵、糖醋鯉魚、頭腦等太原名吃。這不僅增強了太原的商業力量、擴大了太原的商業域值,而且也熾化了太原市的親和力,增強了太原市的吸引力,使太原的都市氛圍更加美奐、濃郁而醇厚。當時的太原,有許多街巷都是因其所經營的商品而得名的,如:饅頭巷、帽兒巷、醬園巷、靴巷、豆芽巷、柴市巷、麻市巷、西米市街、東米市街、估衣街、活牛市街、西羊市街、東羊市街、棉花巷、雞鵝巷、麻繩巷、紙巷子、炒米巷、前鐵匠巷、后鐵匠巷、南北牛肉巷等。由此,足見當時太原的商貿之繁與市景之盛。

如此之都市景象、氣宇、風格和品位,在山西乃是惟太原才有,非太原莫屬啊!

晉商之都,舍它其誰?

四、“晉商之都”所秉具的優異資質與文化根脈

認真說來,在“都”的意義上,太原乃是早就具有這樣的資質和根脈的。我們之所以要以明清兩朝所經歷的544年作為審定太原為“晉商之都”的時空范圍,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所形成的“晉商”概念,乃是惟為具指活躍在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及其經商的過程、方式、業績和在這個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所進行的創新、所凝結的文化和所形成的精神。而對于太原來說,其作為商“都”的緣起,則可以說是早而又早的。作為唐堯故地、戰國名城、北魏陪都、大唐北都的太原,既然2500余年前董安于就在太原建起了晉陽城,那也就意味著從那個時期起太原就已出現了商人和商業活動,因為城市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為消費者提供商品交換的場所,在周邊地區形成物流的中心。更何況太原的北邊有馬,南邊有鹽,中間又盛產糧、棉、煤、鐵,在太原形成物流中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實也正是這樣,作為戰國時期貨幣的“晉陽布”的出土,便見證了太原商貿歷史的久遠。早在唐叔虞的時代,太原這方熱土就已經成為人煙稠密、商貿輻聚的富庶繁茂之地。及至漢魏之交,太原商人王烈不僅擅貿嫻商,遠旅遼東,而且成為當地的豪商富賈。三國時期,太原屬于曹魏的領地,鑒于太原的方域之要、交通之便和物產之殷,經鮮卑王請求曹操,遂允諾鮮卑人可以常來并州采買物品,與太原商人進行互市交易。鮮卑人不僅把太原作為他們賣馬的基地,而且藉太原水草氣候之宜而將之辟為他們為中原買主馴馬的場所。隋朝開皇十六年(596),國家在晉陽設五爐鑄錢,把太原作為國家鑄幣的基地,每年鑄幣多達3200余貫。同時,官家多有在太原城內建房筑屋者,以供各地往來于此的商人租住。五代時期,太原的商業街區已縱橫交錯,異常繁盛,“邑屋市肆交易”(《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極為灼熾。北宋時期,雖然太原城經歷了一個從隳毀到重建的過程,但未久即復,商貿的繁盛一如既往,乃致大官僚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貿易,積家財累鉅萬”(《宋史·夏竦傳》)。及至元代,太原更是鎮店林立,商賈云集,經濟發達,市貿葳盛,物品琳瑯,百業俱興,乃致行至于此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也深為驚奇和感慨,他說:“我們來到太原府城,沿途經過許多的城鎮,皆極繁盛,有許多好看的大葡萄園,酒則販運到契丹各處不產酒的地方。那里又有許多桑樹,本地人民以此制出許多絲來。……城市中人煙極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客商,所以人民皆互相親愛。路上人多,是因為有許多貨物在各城市間運轉不息,城市里有定期集會的緣故。”(《馬可·波羅游記》)。

這就是明清之前的太原商貿景象,這同時也就是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狀貌與先天條件。太原,正是在這個堅實基礎和優渥條件之下充滿自信地跨越歷史的時空,大踏步地進入了它以商貿與金融為主業的輝煌時代——明清商貿黃金期,并以它的優異資質和卓越成就而被歷史賦予了 “晉商之都”的謚譽、功能、績效和地位。在當時,太原的商貿和金融業已經十分發達。除了眾多的賬局、票號、錢莊與典當業之外,其貨殖范圍已經廣泛到了無所不包的程度,計有茶業、鹽業、油業、銅業、書業、鞋業、服飾業、糧食業、棉布業、絲綢業、棉花業、顏料業、皮貨業、木材業、鐵貨業、煤炭業、藥材業、飲食業、旅棧業、洋貨業、雜貨業、紙張業、干鮮果品業、玉器古玩業、礦冶業、手工業、土產業等。與此同時,太原商人還通過長途販運而設點經營西藏麝香、寧夏枸杞、高麗人參、日本生銅、武夷山巖茶、俄國稀有貴金屬制品,以至產自英、法、意、西、葡等歐洲國家的時尚產品。

如此繁榮富庶的商埠,不但盡顯太原晉商之財力、智慧和不懈的開拓進取精神,而且也為晉商之都平添了濃郁的商業氣氛和炫目的時代光彩。

太原,正是在這種氣氛和光彩的托舉與照耀之下而實現了“晉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作者:
 
羅清宇:深入學習貫徹習總書記視察山西重要講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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